1979年6月，中央收到了一封姬鹏飞、李达、黄镇、王幼平、苏进等12位当年宁都暴动的参与者联名写信，众人一致要求重新审理季振同、黄中岳的冤案。
12位党中央领导干部集体向中央反映，在当时引起了中央相当的关注，特别是牵涉到四十多年前的一桩旧案。
叶剑英副主席在阅知这一事件后，专门作出了措辞明确的批示：
“我听毛主席说过，杀季振同、黄中岳是杀错了的。现在我觉得这一冤案应该昭雪。”
华国锋与邓小平也很快提出了同意的指示，并在人大常委和政协召集人会上讲过此事。
1981年1月8日，邓颖超特意写信给苏进并转中组部，她在信中指出：
“我是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由白区到达长汀的，到后不久见到了季振同同志。他给我的印象是：胸怀很开朗、很乐观，正在等候出国赴苏学习。不久即听说因反革命罪被捕……根据参加宁都起义的同志所做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望抓紧时间复核，做出合理的结论。”
在中央各级领导同志关注下，中组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重新复查了季振同、黄中岳的冤案，并走访了70多个老人，最后得出的结果是，同意为季、黄等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季的党籍。
至此，已经蒙冤达四十载的季振同、黄中岳终于得到了公正的结论。
一
提到季振同、黄中岳，一个绕不开的历史是宁都起义。
1931年12月14日，季振同、黄中岳与赵博生、董振堂等一起，发动了著名的宁都起义，率领二十六路军1.7万名官兵弃暗投明，被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
诚然，为了促成宁都起义，当时潜伏国民党军中的地下党员做了相当的工作，可季振同、黄中岳这些起义将领也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
图|宁都起义旧址
负责领导起义的赵博生当时是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董振堂是25师73旅旅长，季振同是74旅旅长，而黄中岳则是季振同的老部下。
根据资料记载，赵博生在起义初，先是动员了董振堂，可关键问题在于，季振同的74旅当时是负责宁都城防的，如果不争取季振同，宁都起义也无从谈起。
董振堂、季振同振臂一呼，25师就被拉走一大半，直接给起义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评价，季振同在宁都起义中的功劳非常大，如果没有他的挺身而出，这场起义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
宁都起义是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军最大规模的一次成建制起义，也是我军首次成建制的改编国民党军，改编成立后的红五军团还一跃成为中央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红一、红三、红五）。
不久之后，宁都起义的部队被中革军委正式授予红五军团的番号，任命季振同为军团长，萧劲光任政委。
应该指出的是，季振同虽然思想进步，但他本身并非中共党员，所以他一开始参加红军，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
根据时任红五军团政委萧劲光回忆：
“鉴于季振同对整个起义部队的影响，我党任命他为红五军团总指挥。我刚到五军团的时候季振同一方面欢迎我，一方面又有戒心，工作胆小、谨慎.生怕我们抓他的小辫子。”
客观来看，当时有此类思想包袱的，在红五军团并非个类（包括董振堂也是在1932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
萧劲光在《红五军团的初创时期》中回忆：
“在部队整训中，由于少数起义军官对苏区情况缺乏了解，思想作风一下子改变不了，对整训不够理解，甚至抵制改造。当时，有部分基层政工干部扩大打击面，发动士兵控诉军官，如此一来，部队局面出现一些混乱，5军团3个军都发生军官要离队的情况。”
由于各种流言纷传，红五军团的状态很不稳定。
比如黄中岳所在的红五军团15军，因为对改编不理解，时任军政委的左权遭到了下面战士们殴打，后来有留言传出来，说季振同、黄中岳已经被扣留，中央已经批准调红四军过来，要将红15军就地缴枪。
图|《萧劲光回忆录》
萧劲光当时向中革军委汇报了这件事，有部分领导人提出要用武力解决，关键时候还是毛主席站出来，明确表态不同意：
“对15军出现的问题，只能用‘剥笋’的办法（即将真正反动的剥掉），而不能用‘割韭菜’的办法（即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刀切）。”
毛主席叮嘱萧劲光：
“你马上回去，对他们说是我讲的，宁都暴动参加革命是你们自觉自愿来的，我们表示欢迎，这是一。第二，如果你们认为这儿不好，愿意回去，我们表示欢送。”
萧劲光传达了毛主席指示后，季振同很高兴：
“好，拥护，我们坚决要革命到底！”
在经历过整顿后，红五军团不稳定的情况有所好转，后来还发挥了大作用。
二
1932年1月10日，红三军团在进攻赣州时受挫，以至于形成腹背受敌的局面，三军团的一个师甚至被敌人包围，关键时候，毛主席大胆启用了起义不久的红五军团，这才解了红三军团的围。
不久之后，季振同、董振堂都流露出了入党的想法，周恩来和朱德亲自担任两人入党介绍人，使得季振同、董振堂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过即便如此，季振同的心里仍然背着很沉重的包袱。
据萧劲光回忆：
“他感觉缺乏红军的军事指挥能力、惧怕红军的艰苦生活的思想是真实的。同时，对我们党的政策还不放心，还有顾虑，还背着一定的思想包袱。”
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在宁都起义以后，国民党当局的派出特务渗入红五军团策反，特别是季振同，他收到过从各种渠道递过来的劝降信。
萧劲光后来在回忆录中表示，季振同是明确跟他说过有敌人写信来策反他的，而且也同他沟通交流过这件事。可在回忆录中，萧劲光也谈了自己当时的顾虑：
“是否敌人的策反活动他都报告了，也很难说我认为，敌人的这些策反活动是很自然的，我们无法阻止敌人这样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工作，争取季振同革命，粉碎敌人的阴谋。事实也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发现他主动进行的秘密反水活动。”
1932年3月13日，中革军委对红军主力部队进行了调整，将原属红五军团的三个军与红一、红三军团几个军进行了混编。其中13军还留在红五军团，14军被划归红三军团，15军被划归红一军团。
这么一安排，红一、红三军团还好说，可红五军团反应就比较大，时任红15军军长的黄中岳就明确表示，不愿意离开季振同。
除此以外，季振同对部队师以上干部的任命，也和中革军委有一定的冲突。
也正因为始终背负着这样沉重的压力，季振同在赣州战役后，主动向萧劲光提出，自己想去苏联学习。
萧劲光吃了一惊，考虑到红五军团的稳定，他连忙劝说季振同，并诚恳挽留，可季振同那时已经下定了决心。
作为一个旧军队军官出身的人，萧劲光没有办法改变季振同的想法，党组织也只能是因势利导，推动季振同思想的变化，因而后来同意了季振同的请求。
出国手续尚未办理完备期间，季振同前往瑞金等待出发。他主动交出配枪、战马、望远镜和私人物品，甚至遣散了身边的警卫班，只带着一名贴身警卫赴瑞金待命。
不过季振同万万没想到，自己才从瑞金出发不久，等来的却是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逮捕。
原来，起义前后的几个月里，季、黄在前方作战物资极度紧张，季振同私下安排后勤部门在在汀州开办了泰和祥货栈。秘密在福建漳州、厦门等地开设了地下商贸渠道筹钱。
季振同从瑞金出发抵达汀州后，住得也是红五军团在汀州开办了泰和祥货栈。
图|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旧址
当时，与泰和祥货栈有来往的各地的客户以及红五军团、红15军等人来漳州办事，一般都是住在漳州的同兴旅社，但这个同兴旅社并非是红五军团安排的地下党联络站，只是一个普通的经营旅社，来往人员颇为复杂。
1932年5月7日，漳州战役后，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从厦门到漳州的路上抓捕了一个叫刘佐华的人，根据刘佐华自己供述称，他是冯玉祥派来专门负责联络红五军团的代表，并且供出了在漳州同兴旅社。
当时在漳州的红15军军长黄中岳也被逮捕，与同兴旅社有关联的泰和祥货栈也被发现，季振同被捕，紧跟着，15军参谋长肖世俊“红校”总教官朱冠甫(曾任5军团参谋长)、总教官张少宜(曾任15军副军长)，15军经理部副部长高达夫、红军学校管理员蔡佩玉接连在瑞金被捕。
据开国少将苏进（宁都起义时任黄中岳团副团长）回忆称，当时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在逮捕几人后，所调查的证据基本上都是毫无逻辑。
“国家政治保卫局控诉书等几个文件多处提到搜获季振同、黄中岳等人与白区一些人的大量来往信件，并说这是反革命勾结的证据。但当时法庭上根本没有提到这么多信件，所提到的唯一反革命物证，就是季振同在长汀写给他爱人刘玉芝的一封信，季此信以他的号“异（異）之”拆写成“田共之”三字署名。政治保卫局说“田共之”就是反革命伪造的假名，但信却没有在法庭上宣读，更谈不上信中有什么具体的反革命内容。”
三
1932年8月，一场规模浩大的公审在瑞金叶坪中央大礼展开。
何叔衡、刘伯承等人组的临时最高法庭端坐中央，李泽田以检察长名义宣读《国家政治保卫局控诉书》。
当李泽田念到“季振同参加宁都暴动根本就是投机的”这句话时，平日深沉寡言的季振同忍不住猛一拍桌子想给自己辩白，却被法警当场厉声喝止。
黄中岳的审讯更加戏剧化，他冷冷拂袖指着卷宗质问保卫局：
“我若是真开小差或拖队伍，还怕搞不到一件便衣？打死我也不信你们抓了一个在漳州穿便衣的伙计就能构陷我们整个一个军的拖逃案。”
毛主席得知判决书送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待批时，心情极为不悦和愤慨。他当时虽已被“左”倾路线排挤在了核心决策层之外，但为了保下两位起义领军骨干，仍竭尽全力协调多方反复辨认此案原始事实。
最终毛泽东和项英共同签署了一份关键的决议，决定以“二人曾留有大功绩”为由将死刑降为十年监禁，其余随从军官根据轻重降为八年。
此举保留了季、黄火种的性命，也算为以后的平反留下了一线回旋的余地，然而当时“左”倾情绪的蔓延已经没有人能静得下心来追究细节。
两年之后的第五次反“围剿”节节败退，中央红军被迫决定作战略转移。
可临行前一个坚硬的问题压在前线指挥部案头，牢里还关着的“反革命”分子押着走还是不放留？
1934年10月上旬，瑞金一带终日阴雨连绵，季振同和黄中岳等人从看管所被秘密押往瑞金叶坪村后的梅子山密林中，一一枪决。
那一年，季振同才33岁，黄中岳刚刚30岁。一同倒下的还有他们心中还挂念的“学习归来再上前线”的念想。两缕长笑绝尘而逝，血水顺着山间的溪流一路淌去。
据当年亲身经历此案的姬鹏飞、黄镇、王幼平、李达、孙毅、苏进、徐国珍等红5军团老同志回忆：
“当时的中央苏区受王明“左”倾错误影响，肃反扩大化严重，宁“左”勿右，残酷斗争，轻信敌人的挑拨和谣言，轻率地将季、黄等同志错捕、错杀，这是王明“左”倾肃反政策、干部政策中与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而形成的大历史冤案。”
毛泽东在延安就多次谈起：
“把季、黄杀掉是不应该的。”
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痛心疾首地重提季振同的冤情，甚至明确指出季、黄二人在宁都起义中的作用不可替代，把二人处决是一个极其痛心的过错。
周恩来在1936年听闻冤情时已有叹息，后来向战友叮嘱，说对此冤死者“全体都有责任”。
萧劲光每每回忆起来，依然夜不能寐。1962年他要跟随诸多文献资料为老战友恳切陈词，并一再强调凭自己多年来对季振同的态度、言行的观察，他认不出季振同有任何摇摆不定的迹象。
1979年6月，参与宁都起义的姬鹏飞、苏进等12人联名给中央写信，促使中组部下定决心调查这一案件情况。
1981年12月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隆重的纪念宁都起义五十周年大会。作为平反的重要标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刊登了萧劲光等老同志的长篇回忆文章，明确肯定季振同、黄中岳作为宁都起义的创始人，对党对人民军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1982年，中央组织部做出决定：为季振同、黄中岳等人恢复名誉，恢复季振同的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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